制定公共卫生计划应当以主要死因和残疾方面的可靠、及时数据为基础。对所有死亡进行民事登记，同时由合格医生根据《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对死因进行认证和编码，这是产生死因统计数据的首选标准。

具有死因证明的大多数死亡情况发生在医院。尽管并非所有医院具有同样的诊断工具，但看来有理由期望医院认证医生能够正确地辨别病人的潜在死因，这是因为医院通常已经具备用来监测疾病进程的临床规程。总之，如果医院里的医生不能够正确地判定其病人死因，谁又能做到呢？

通常情况下对医院的死因统计与从其它渠道获得的死亡统计一道进行合并，形成了人群健康的基本统计数据。人们假设这些数据可靠地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流行病学情况，因此这类统计数据通常会不加批判地为政府、研究人员、捐助方和全球发展机构广泛使用。它们被用来定期审查卫生工作重点，确立研究议程，并且监测朝着国家和全球卫生和发展目标所取得的进展。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这类数据准确无误。可确实如此吗？

“绝非如此”这样一个答案仅仅是一部分问题。更加令人担心的可能是这样一个事实，国家死亡数据系统的保管方并不能完全掌握并且评估医院死因数据准确性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医院里的医生可能没有时间、激励措施、诊断设备或者培训来正确开具死因证明，也很少了解他们作出的诊断对国家卫生工作重点所具有的指导意义。医疗档案部门对死亡证明进行编码，并将数据归纳成按年龄和性别分列的死因表，这些部门往往人员配备不足，缺乏用来检查数据质量的强有力统计工作规程，且可能并没有充分领会到他们的工作所具有的流行病学和统计学重要性。

因此，即便是从很好的三级医院获得的医院死因数据也有可能存有误差。这些误差的普遍性如何以及其严重程度是否足以使这些数据不宜成为公共政策和研究的参考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极少对医院死亡数据质量开展调查。在最近一项审查中，Rampatige地区等仅找到了1998年以来所发表的符合列入标准的29项研究，以及2005年以来所发表的9项研究。这些研究的质量参差不齐，并且没有一种标准化方法学框架。

来自中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墨西哥、斯里兰卡和泰国的研究显示，医院死因存在大量分类不当情况。在中国，对缺血性心脏病分类不当的大多数死亡被归为中风。在泰国，许多由中风和艾滋病引起的死亡被归为败血症，由各类心脏病、糖尿病和慢性阻塞性肺病引起的死亡往往被编码为原因不明。有趣的是，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被编码为原因不明的许多院内死亡中有半数源于创伤。在斯里兰卡，在由缺血性心脏病造成的院内死亡中有三分之一被编码为其它形式的心脏病或者糖尿病。

这些系统误差可能对公共卫生政策带来误导。譬如，2005年在泰国用逾1.2万个死亡者这一国家代表性样本所作的一项研究表明，由艾滋病造成的死亡比国家生命登记数据作出的报告高出400%。由中风、缺血性心脏病和慢性阻塞性肺病引起的死亡比报告数字高出200%至350%，道路交通死亡是所建议的国家死亡数据的一倍。

那么，要做些什么呢？各国继续对其国家死因信息系统作出投资，但这类数据存在的显著不准确性使其不太适合用来准确描述这些国家的主要卫生问题或者其基本负担。要改变这一状况，就需要采取三大措施：

● 医院医生、医院管理人员以及医学协会应当更加全面地认识到对死因作出正确证明和编码以及为了支持疾病诊断的改善，适当保留医院医疗档案所具有的首要目的和公共卫生意义；

● 医院也许在滚动样本基础上，应当定期对死因证明和编码以及医学档案做法的准确性作出评估，利用Rampatige地区等提出的标准方法来确定并解决存在的主要问题；

● 应当利用最近可以获得的简单工具来强化培训，使医生和医学生知道如何确认死因。

各国、世界卫生组织、学术界和发展合作伙伴都应当拥护并且支持这些干预措施在大范围内快速得到落实，快速改善对人群真正死因的了解，避免利用带有缺陷的数据来制定政策。

摘自：世界卫生组织网站

(云南省健康教育所 2014.02.10 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