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3计划疫苗项目首席科学家谈疫苗产业创新及应用

　　（科技日报记者项铮 吴红月）2013年12月以来，在广东、湖南、四川各地相继曝出婴儿接种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几个批次重组乙型肝炎疫苗(酿酒酵母)后疑似“疫苗致死”病例。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总局联合决定，暂时停用该企业所有批次乙肝疫苗（酵母），此举引起公众质疑，截至目前，此次事件尚在调查中。

　　不管康泰疫苗事件调查结果如何，公众目前对国产疫苗心存疑虑：我国的国产疫苗质量到底怎么样？安全性如何？创新能力如何？国产乙肝疫苗还能打吗？带着这些问题，2013年12月30日，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科技部863计划疫苗项目首席科学家杨晓明。

　　疫苗对国民健康有巨大贡献

　　“疫苗和人类健康密切相关，世界各国都把它看作是关乎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业。”杨晓明告诉记者，“和一些领域相比，疫苗的生产和供应领域产值小，虽然经济总量不大，但它属于战略性产业，和粮食、能源等具有同样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疫苗的研究、开发和生产。”

　　疫苗预防传染病自古就有，新中国建立以后，为了保护公众健康，国家广泛实施了牛痘疫苗的接种，最后消灭了历史上曾经肆意百姓健康的烈性传染病——天花。为了更好地预防传染性疾病，保护人民的健康，自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计划免疫制度。最初，我国将麻疹疫苗、百白破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卡介苗等四五种疫苗纳入计划免疫，可以预防麻疹、百日咳、白喉、破伤风、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结核病六种疾病。2002年乙肝疫苗纳入到免疫规划，2008年免疫规划疫苗增加到14种，可预防15种传染病。

　　“如果说让数亿人次避免了某些传染病的侵袭，并因此挽救了数百万人生命是一项丰功伟绩的话，我国的计划免疫工作当之无愧。”一位计划免疫专家这样告诉记者。

　　上世纪50—60年代，我国脊髓灰质炎每年发病数在2万—4万例，90％—95％的患者有后遗症，而且由于有大量的漏报病例，实际发病人数远不止这些。1988年，在推行计划免疫的基础上，我国开展了消灭脊髓灰质炎的工作，通过疫苗的广泛使用，大大降低了全国脊髓灰质炎发病率，目前我国已处于“无脊髓灰质炎”状态。而在实行计划免疫前，我国每年麻疹的发病数几乎等于每年新生儿的人数，换言之就是儿童患麻疹无一幸免。例如，1959年我国报告的麻疹病例为1000万例。通过实行计划免疫接种疫苗，我国麻疹的发病人数逐渐显著下降，2006年全国报告麻疹病例为9万余例；我国的白喉发病率在计划免疫前是25人/10万，而计划免疫的实施使得这一局面迅速改观。2005年，我国无一例白喉病例报告，2006年以后，只有个例报告；计划免疫实施后，百日咳也由以前每年300人/10万的发病率，200万病例以上，下降到现在每年只有几千例。

　　开展计划免疫使我国人口健康水平迅速提升，卫生计生委曾算过一笔账，1978年—2000年，通过实施计划免疫，我国共减少6种传染病（脊髓灰质炎、麻疹、白喉、百日咳、结核、破伤风）发病3亿多人次，减少死亡400多万人，减少住院费用400多亿元。

　　“可见，计划免疫对个人、社会、经济的贡献作用极其明显”，杨晓明说，“正是疫苗的出现和广泛使用，人类终结了天花，我国消除了由野毒株引起的脊髓灰质炎，控制了麻疹、白喉、百日咳、破伤风等疾病，疫苗为人类降低传染病危害做出了巨大贡献。”

　　国产疫苗产品质量堪比国际水平

　　中国是名副其实的疫苗大国。目前，全世界共有85家疫苗生产企业，我国有40家，我国疫苗的年产量超过10亿剂次人份，产能位居全球排名第一。在国产的疫苗生产企业中可生产41种疫苗。

　　除了一、两种疫苗外，国外已有的疫苗基本国内都能生产，而且国内市场都有销售。与国际水平相比，我国的国产疫苗质量过硬，和发达国家使用的疫苗质量上没有什么区别。“国产疫苗的管理体系、认证体系、药典标准、有效性、质量控制、产品标准等与国际基本一致，有些指标甚至优于国际水平”，杨晓明强调说，“以‘长足发展，显著提高’来形容中国疫苗产业过去30年的发展并不为过。”

　　30年前，我国疫苗工业比较落后。那时候，人们尚处于温饱阶段，我国疫苗产能远远不足，没有能力进行高水平的科研开发。而近些年，依赖国家科技计划，如“863”计划、传染病重大专项等项目的实施，我国疫苗的科研创新能力和产品质量都有快速的发展，在供应国内市场的同时，一些疫苗企业开始瞄准国际市场，希望在全球舞台上一展身手。

　　“事实上，五年前、甚至七年前，我国都曾有疫苗企业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申请，希望对中国的疫苗质量进行认证，促进中国国产疫苗走向世界。经过近十年的努力，2011年3月，中国国家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现CFDA）的附属机构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疫苗监管体系的标准，从此，在CFDA监管下的中国疫苗生产商拥有了申请世卫组织预认证疫苗的资格。也就是说，中国疫苗行业的监管水平和标准获得了国际认可，包括建立了疫苗接种后不良反应网络信息直报监测系统，可以直接迅速监测、上报接种疫苗后的不良反应情况。监管结果表明，中国疫苗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在世卫组织制定的范围内。

　　2013年，由中国自主研发的乙型脑炎减毒活疫苗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证，并成功取得了国际社会的1亿美元订单，开创了中国疫苗迈出国门的先河，杨晓明还透露，目前中国还有其他疫苗正在申请世卫组织的认证，预计两三年之内，中国将有更多的疫苗走向世界。这足以说明中国疫苗的监管水平和国产疫苗的质量已经受到国际社会认可。

　　目前，我国对疫苗的研发过程、生产过程、运输过程、使用对象和接种过程，以及与疫苗质量相关的要求均非常严格。药品管理法规对疫苗的整个生产过程，包括原辅料的选择、工艺过程、有效成分和杂质等质量指标都有严格的要求，所有出厂疫苗都有条形码，可以追溯到生产环节、质量指标和供应流向。同时，我国实行疫苗批签发制度，每一批出厂的疫苗厂家严格检验合格后，必须经过国家质量检验合格、签发后才能上市。监管部门对疫苗生产企业还要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现场核查、认证检查、飞行检查、跟踪检查等检查和管理。“在严格的监督和管理下，企业如果不重视质量、偷工减料的企业就等于是自掘坟墓”，杨晓明说。

　　疫苗自主创新能力与世界同步

　　一位业内人士以“小疫苗、高科技、大健康”来形容疫苗产业给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从“十五”到“十二五”，科技部“863”计划分别设立了“疫苗与抗体工程”、“疫苗研发关键技术及产品研发”等项目，促成了我国疫苗产业创新能力飞升，解决了我国自主创新疫苗研发到规模化生产等相关的一系列技术难题，为国家计划免疫战略实施和社会公共卫生健康体系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

　　“和跨国药企相比，在疫苗创新的思路上，他们能想到的，我们也想得到；在疫苗研发的实施中，他们能做出来的，我们也能做出来；而产业化所需要的大规模生产，我国已经基本和国际水平接近；在疫苗的品种方面，国外有的疫苗我国基本都有”，作为“863”计划疫苗项目的首席科学家，杨晓明对此非常骄傲。

　　近些年，中国疫苗研发硕果累累。2009年，我国在三个月内完成了甲流疫苗的研发和生产工作；2012年，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第一个戊型肝炎疫苗上市，在上市前进行了迄今为止世界最大规模的疫苗临床研究；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手足口病疫苗、宫颈癌疫苗、灭活脊髓灰质炎疫苗也正在进行临床试验……这些研究有大量的科学数据做支撑，其研究结果都曾发表在国际顶尖杂志上，标志着中国疫苗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产业化创新能力上都有较大的提升。

　　我国进行了大量疫苗创新基础性研究，比如大规模的细菌和哺乳动物细胞反应器培养能力、生物大分子的规模纯化工艺、多糖蛋白偶联技术、联合疫苗技术等都有了极大提高。

　　疫苗行业内人才体系建设也有大幅提高。杨晓明回忆，十六、七年前开疫苗会议时参与的人数不多，生面孔少，基本上都是熟悉的专家，疫苗研发产业各类人才都少。“但是，这两年，每次开疫苗或生物制品的专业会议大会，参会人员有几百甚至上千人，人才不断涌现而且水平逐年提高”，对此他很兴奋。

　　杨晓明说，“我国的疫苗创新成就是基于国家统一协调资源，形象地说是‘举国之力办大事’！”SRAS（非典）就是一次统一协调全国科研资源和技术力量，成为国际上少有的抗击流行病的经典案例。到了H1N1爆发期间，科技部会同原卫生部启动了人感染H1N1禽流感科技应急防控研究项目，重点推进了临床诊断试剂开发和疫苗研制，预计在两个月内完成核酸诊断试剂的临床验证，结果3个月之内就完成人感染H1N1禽流感预防性疫苗的研制，并在大比例人群中应用，即稳定又安全，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对此给予了很高评价。这也正是“小疫苗、高科技、大健康”的最好证明。

　　我国近几年批准上市的创新型疫苗都是在这种体制下研发出来的，这是我国从事疫苗研发生产的特点，也是产业从小到强的必经之路。杨晓明认为，跨国药企大多有近百年的历史，有深厚的积淀，有统一的科研、生产、管理、危机应对体系，在研发、生产初期就面向全球市场，有长远眼光。作为“后起之秀”，中国疫苗企业规模较小，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疫苗的各个环节是“割裂”的，研发主要在研究院所，生产在疫苗企业，接种归疾控部门。当遇到接种不良反应等问题出现的时候，往往缺乏有效的统一反应机制。

　　“未来，伴随着疫苗产业的逐渐强大，我们也将逐渐培养全局意识，以全球的视野，将研发、生产、上市后监测、处理不良反应等环节系统化、科学化。”杨晓明强调，“虽然我国疫苗企业规模还比不上跨国药企，但我们会以开阔胸襟和全球视野，坚持多元化经营，使中国市场上使用的疫苗有国企的、民企的、外企生产的，公众可有多种选择。只有这样，我国的疫苗产业才能越来越大，疫苗企业才能在竞争中逐渐强大。”

　　以科学视角看待疫苗接种不良反应

　　没有疫苗是万万不能的，但是疫苗不是万能的，杨晓明认为这一点不能回避，他说，“疫苗在防病的同时，会有一些副反应。从另一个角度说，再严格的管理制度，也不可能零风险。没有人能保证上市的疫苗或药品百分之百的安全。我们应进行科学的判断，从科学的视角看待疫苗的风险”。

　　疫苗是将病原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经过人工减毒、灭活、纯化或利用基因工程等方法制成，诱导人体自身免疫力以预防传染病。比如，人类对天花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几千年来，天花使千百万人死亡和毁容。科学家把反应轻微的牛痘接种到健康人身上预防天花，此举获得成功，也令人类消灭了天花病毒。

　　既然是将减毒的病毒注射到人体内，疫苗就可能诱导人体产生亚临床症状，出现不良反应。每个人对疫苗的反应都可能不同，在大多数情况下，疫苗接种是不会出现过敏等明显副作用，疫苗接种产生的严重伤害事件是非常罕见的。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显示，接种乙肝疫苗引起的过敏性休克发生率为1.1/100万剂次。

　　“接种疫苗预防传染病的目的应该说有两种，一个是保护受种者个体，另一个是通过接种一定数量的个体来保护群体，”杨晓明告诉记者，比如接种狂犬病疫苗，就属于个体行为，自己接种与他人无关；而天花、脊灰、麻疹、乙肝等疫苗的接种则属于群体保护，只有当这类疫苗的接种率达到70%—80%以上，才能有效地保护群体的健康。比如天花病毒，如果大多数人都不接种，人类就不可能消灭天花，只有当大多数人都接种，天花疾病才能慢慢被消灭。所以，“适宜人群应接种疫苗”已经被写入我国的传染病防治法中。

　　由于普及了疫苗，烈性传染病导致的死亡和发病事件发生率越来越少，公众也越来越关注疫苗不良反应事件，这是一件好事情。“科学技术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目前的重点，不是疫苗该不该打的问题，而是应加大力度提高社会公众的科学素养，因地、因时、因对象地普及疫苗生产过程、疫苗质量和疫苗使用相关知识，同时，完善疫苗不良反应相关的鉴定、救助和补偿工作机制。”杨晓明强调。

　　尽管只有极少数的人会遇到接种疫苗后的严重不良反应事件，但是落到个体身上，就是灾难性事件，会对个人和家庭造成伤害。接种疫苗可能会有偶合反应，甚至会有严重不良反应，对此，我国也有相应补偿机制。但是，由于现阶段我国相关鉴定机构的公信力不足，社会补偿配套机制严重不足。因此，相关专家呼吁，建立由第三方的医学、法律、人文、伦理学以及经济学专家等专业人士组成联合评估机构，将疫苗不良反应相关的鉴定、评估和补偿机制科学化、系统化，为减轻受伤害儿童和家庭痛苦，减少受伤害儿童和家庭的损失做出必要的救助和补偿，使哪怕是几百万分之一概率发生的副反应或偶合症的受伤者，能够获得百倍的关爱。

　　美国经过三十年左右时间才形成比较完善的疫苗不良反应赔偿体系，我国目前正在逐渐探索，力求增加透明度。

　　乙肝疫苗该打就打

　　乙肝疫苗是我国的一类疫苗。我国的乙型肝炎计划免疫开展得较晚。根据统计，1992年前，有9.7%的中国人携带乙肝病毒表面抗原。2006年这一数字下降到7.8%，也就是说，按全人口数量统计，2006年我国有9000多万人携带乙肝病毒表面抗原。

　　我国曾经是世界上乙肝的高流行区国家，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负担。而且乙肝传播能力强，可以治疗但不能治愈。众所周知，乙肝有三种传播渠道，母婴传播，血液传播和性传播，而阻断母婴传播的最有效方法是注射乙肝疫苗。“任何事物都有风险，但大量的科学研究表明，婴儿出生24小时内接种乙肝疫苗，受到保护的效率最高，效果明显大于风险”，杨晓明介绍说。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操作规程，只要没有禁忌症，糖丸、卡介苗、乙肝疫苗都应在孩子出生就要服用或注射。

　　乙肝疫苗为我国降低乙肝发病率做出了巨大贡献。新生儿接种乙肝疫苗大大降低了我国人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率，乙型肝炎防控效果显著。1992年的调查表明，我国15岁以下人群的乙肝病毒携带率约为10％。2002年乙型肝炎的免疫被纳入新生儿的免疫计划后，现在这一人群的乙肝病毒携带率已降到3％。

　　世界卫生组织曾发表报告称“中国做出了正确的决策，通过为所有婴儿接种乙肝疫苗来控制乙肝，使中国5岁以下儿童慢性乙肝病毒感染率从近10%降至目前的1%以下”。

　　世界卫生组织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也高度评价：“中国将乙肝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这一成功的乙肝控制策略，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一个典范，是21世纪公共卫生领域的重大成就！”（来源：科技日报 2014年01月02日）     

(云南省健康教育所 2014.2.12 转载)